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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期货将出炉 参考芝商所模式 如何交易、影响几何?

根据2025年陆家嘴论坛披露的信息,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这是2025年金融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围绕完善外汇市场产品序列展开合作,重点探索以美元兑人民币为标的的期货合约,计划在上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CFFEX)试点上市。这一动作旨在通过标准化衍生品工具,增强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发展不仅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也满足了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需求。境内市场方面,上海期货交易所曾于2018年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仿真交易,但境内一直尚未正式推出外汇期货产品。一般投资者参与外汇期货买卖时,可通过芝商所(CME)等境外合规交易平台,且需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相关规定。需注意的是,中国对跨境金融交易监管严格,投资者需避免通过非法平台参与,以防资金安全风险,同时外汇期货属杠杆交易,需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力。

政策框架构建上,2024年修订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合格境外投资者可通过专用账户参与外汇期货交易,并优化跨境资金划转流程。试点将优先引入银行间市场机构作为做市商,通过“实需原则+豁免额度”机制平衡风险管理与市场流动性,例如设置一定规模的非实需交易额度以提升价格发现效率。

在产品设计逻辑上,初期可能推出以离岸人民币(CNH)为结算标的的期货合约,参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模式,采用现金交割与每日结算制度。合约期限覆盖1个月至1年期,满足企业短期贸易融资与长期项目投资的差异化避险需求。同时,试点将探索跨市场监管协作,允许商业银行通过主经纪业务接入期货市场,实现外汇即期、远期与期货的跨产品对冲。

外汇期货将填补境内超长期限衍生品空白。目前1年期以上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量仅占市场总量的0.3%,且买卖价差高达150个基点。标准化期货合约的推出可降低套保成本,预计吸引“一带一路”沿线企业、跨国公司等主体参与,推动境内外市场价格联动。

6月1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标准银行、非洲进出口银行、阿布扎比第一银行、吉尔吉斯斯坦Eldik Bank、大华银行等6家外资机构举办了直接参与者签约仪式,还同泰国盘谷银行举行直接参与者上线仪式。此次签约意义重大,这标志着 CIPS 境外外资直接参与者首次将非洲、中东、中亚及新加坡离岸人民币中心纳入其中。此时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正逢其时。例如,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新加入CIPS的外资机构,未来可通过外汇期货对冲中非贸易中的汇率风险。

从宏观调控来看,外汇期货价格能实时反映市场预期,为央行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参考。例如,当期货市场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时,央行可通过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或逆周期因子引导市场,相较于直接干预现货市场更具灵活性。此外,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制度(通常为合约价值的 3%-5%)可放大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避险成本,尤其利好中小微外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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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期货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功能得以凸显。期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形成的价格,能综合反映利率、通胀、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例如,2024年美联储加息周期中,CME的美元兑人民币期货价格较现货市场提前1-2个交易日反映政策预期,误差率低于0.2%。这种前瞻性定价有助于减少汇率单边波动,缓解追涨杀跌的市场非理性行为。

期货市场的开放还将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截至2024年,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规模达4.8万亿元,但汇率避险工具的不足制约了配置意愿。衍生品交易能吸引投机资金入场,扩大市场深度。国际经验显示,外汇期货交易量通常为现货市场的3-5倍,例如欧元兑美元期货日均交易量超5000亿美元,是现汇市场的4.2倍。流动性增强可降低大额交易对汇率的冲击,例如某跨国公司需兑换10亿美元时,通过期货市场分拆交易可将点差成本从0.3%降至0.1%以内。

对于企业来讲,期货允许市场参与者通过反向操作对冲风险。假设一家中国的外贸企业A,主要从美国进口原材料,在2024年12月与美方签订了一份价值100万美元的采购合同,约定3个月后(即2025年3月)支付货款。

签约时,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为6.8,企业A预计3个月后需支付680万元人民币(100万美元×6.8)。但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若在此期间人民币贬值,企业将需支付更多人民币,从而增加采购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为规避汇率风险,企业A决定利用人民币外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当时,3个月到期的美元兑人民币期货合约价格为6.85。企业A在期货市场买入10手(每手合约价值10万美元,10手共100万美元)该期货合约,需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假设为合约价值的5%,即100万美元×6.85×5%=34.25万元人民币)。

到了2025年3月,假设人民币贬值,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变为6.95。此时,企业A在现货市场购买100万美元需支付695万元人民币(100万美元×6.95),比预期多支出15万元人民币(695-680)。但在期货市场,企业A以6.95的价格卖出10手期货合约进行平仓,每手盈利(6.95 – 6.85)×10万美元=1万美元,10手共盈利1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为69.5万元(10万美元×6.95),扣除保证金成本后,有效对冲了大部分因人民币贬值导致的损失,保障了企业的成本和利润稳定。

综上所述,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推出不仅是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国内外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更为灵活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引入标准化衍生品,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套保成本,还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的不断成熟,人民币外汇期货有望在2025年内完成试点筹备,成为连接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关键桥梁。

两部门优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适当放宽汇出币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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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的跨境资金管理进一步优化。

7月26日,为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修订《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优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跨境资金管理。《规定》自2024年8月26日起施行。

《规定》是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0〕第2号公布)的修订,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进一步简化资金登记手续。《规定》明确合格投资者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后,应向主报告人(托管人)提供相关材料,并通过主报告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银行版资本项目相关模块办理业务登记,不再需要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办理业务登记。同时,延长了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时限要求。

二是进一步优化账户管理。不再区分用于证券交易或衍生品交易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合并二者收支范围,减少市场主体开展不同类型投资在同一托管人所需开立账户数量,降低其成本负担。

三是进一步完善汇兑管理。优化QFII/RQFII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改进汇出入币种管理原则,以外币汇入的投资本金和收益,由过去只能以外币汇出拓展为可以外币或人民币汇出,进一步满足境外投资者的资金汇兑便利需求。

四是完善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明确QFII /RQFII还可通过境内其他金融机构、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会员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等更多途径办理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通过托管人办理的相对单一模式,为QFII/RQFII机构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外汇风险管理方式,并实现QFII/RQFII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入市(CIBM)外汇风险管理规则一致。

据了解,此次政策修订旨在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境内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

一是有助于有序构建简明、一致的跨境证券投资渠道资金管理规则。此次《规定》对QFII/RQFII专用账户的收支范围以及QFII/RQFII机构开展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方式等作出调整后,QFII/RQFII和CIBM两个渠道登记、汇兑、外汇风险管理等规则基本实现统一,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所需要遵循的资金管理规则更加简明。

二是展现了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当前外部环境下,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资金管理要求,再次表明了我国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有利于增进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信心,未来吸引更多长期资本。

三是有利于进一步提高QFII/RQFII的便利化水平。为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要求,法规修订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汇出币种限制、简化登记和汇兑手续、简化账户等,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RQFII渠道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便利化水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详解如何提升上海跨境金融服务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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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刘斌在10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2025外滩年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均位居全球第二,并被纳入多个主流国际指数。境外主体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有效增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刘斌介绍,2024年上海涉外收支总额达到4.9万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35%;2024年上海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为3.1万亿美元,占全国业务总量的42%。这不仅是上海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金融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标志。

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上海跨境金融服务能级,刘斌谈到,在近年来便利化措施的基础上,国家外汇局下一步的总体考虑可概括为:健全“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结合上海发展实际,进一步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方面,稳步扩大外汇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将统筹好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为重点,便利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兴业。”刘斌表示,同时,深化外汇市场发展,研究长期限、多品种、小币种等外汇市场发展问题,进一步支持外汇交易中心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功能与服务能力,同时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汇率风险管理服务。

另一方面,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根据市场需求和我国实际,持续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创新,赋予诚信合规主体更高便利度。“我们鼓励在上海率先落地一些首创性、集成性的探索政策,包括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供更智能高效、安全便捷的外汇服务。”刘斌说。

此外,统筹好金融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刘斌指出,开放和便利都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尤其要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切实防范跨区域、跨市场、跨境的风险传递和叠加共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