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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明明：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意味着外汇缴准释放流动性的空间被压缩了

核心观点

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其他国外资产”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流动性影响因素，即外汇缴准。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在高通胀和人民币强升值的矛盾下，外汇缴准可以兼顾双重目标。今年2月央行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国外资产”项增长较为明显，推测商业银行可能采取这一操作，效果上类似一次小额的“降准”操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年后市场资金面一直较为宽松的原因。

回顾历史，我国在2015年以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2015年后投放方式从被动转为主动，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其他创新性工具吞吐基础货币。自我国加入WTO，贸易顺差快速扩大，外汇占款开启了高速增长，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2015年以后，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提高，各种政策工具推出，央行对资金面的掌控力和主动权明显增强。外汇缴准也是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但相较于央行结汇，它减少了央行因基础货币投放而带来的对冲操作和成本，引导商业银行参与外汇汇率风险管理。

回溯历史，其他国外资产主要由商业银行用外汇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情况来决定，而影响外汇缴准的因素则包括：政策指导、境外资本回流、币值预期下投资者在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相对需求。当央行等监管部门强制要求商业银行积极以外汇缴纳准备金或尽量避免采取外汇缴准时，都会很明显反映在“其他”科目；此外在汇率变化下，国外资金大量回流或者居民企业持汇意愿大增，都会改变外汇准备金的规模，进而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

外汇缴准是一项容易被忽略的流动性投放渠道。理论上，以外汇形式的资金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在效果上等同于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解冻，而由流动性较差的境内外汇资产代替，有缴准之名而无缴准之实。所以其结果既可以维持人民币流动性，又能缓解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流动性管理压力或是外汇资产负债匹配压力。今年2月 “其他国外资产”项增长较为明显，推测商业银行可能将部分外币存款存至央行作为法定准备金，这种操作整体上类似一次小额的“降准”操作，也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年后市场资金面一直较为宽松的原因。

后市展望：面对近期市场情况，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但也意味着外汇缴准释放流动性的空间被压缩了。央行没有通过外汇占款增加流动性投放，说明央行并不准备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应对人民币升值，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可能性较低。在货币政策大概率维持中性的背景下，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导致外汇准备金所能替换的人民币准备金减少，那么年后以来，通过外汇缴准释放基础货币的效果可能转弱，考虑政府债券供给加大、银行超储消耗增加等因素，预计资金面仍存在边际收敛压力。

正文

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梳理

从国外资产到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回顾历史，我国在2015年以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2015年后投放方式从被动转为主动，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其他创新性工具吞吐基础货币。自加入WTO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快速扩大，外汇占款开启了高速增长，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当时外汇占款是一种被动投放，央行还需要借助票据与法定准备金率等工具对冲流动性过剩。2015年以后，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提高，各种政策工具推出，央行对资金面的掌控力和主动权明显增强。从下图可以看出，外汇占款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基础货币影响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央行结汇与外汇缴准

央行结汇和外汇缴准都是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但两种方法本质上又有所不同，因此也会带来不同的“副作用”。央行结汇和外汇缴准都会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外资产”科目，但是二者划归的二级科目并不相同，前者改变“国外资产：外汇”，后者则是“国外资产：其他”。对于国外资产项，央行对于主动结汇以及外币准备金政策的调控能力都很强，这一项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后续可能共同构成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但二者的差别则是：外汇占款反映的是央行购买外汇时的人民币成本，汇率波动并不会影响国内流动性投放的既定事实，但外汇占款大增会稀释货币政策效果，对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的作用产生冲抵效应。而直接用外汇缴纳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将承担汇兑风险，从央行的操作来说减少了两大环节，一是减少了因基础货币投放而带来的对冲操作和成本，包括减少央票的发放；二是省去结售汇环节，央行不再需要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同时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外汇汇率风险管理当中。

回溯其他国外资产重大变化

其他国外资产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IMF头寸、SDRs、其他多边合作银行的股权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以外汇缴存的准备金。一般来说，其他多边合作银行的股权不会频繁波动，而对比在IMF的储备头寸、特别提款权和其他国外资产的存量与变动，也可以看出并非主要扰动项，对其他国外资产的影响基本不超过10％。因此，其他国外资产最大的变动来自于以外汇缴存的人民币款准备金。

2007年：央行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用外汇交付上调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2007年，央行面临高通胀和人民币强升值双重压力，国内为控通胀考虑需要紧缩货币，外汇市场上为抑制升值压力又要投放基础货币，这种矛盾之下央行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对于上调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必须用外汇交付，以达到既锁定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又应对外汇市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2007年8月开始，其他国外资产骤升。然而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强制将汇率风险交由商业银行承担，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因此自2008年末通胀压力消失、货币政策转松后，央行也不再锁住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其他国外资产科目便出现台阶式下降。

2013年：国际资本回流，部分银行留汇购汇，并以外汇形式缴准。2013年1月央行其他国外资产增加3336亿元，是由于部分银行柜台留汇或银行间市场购汇，并以外汇形式交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当年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926亿美元，延续此前国际资本回流中国趋势，季节性因素也导致资金流入规模多增，企业持汇意愿显著降低，导致1月银行结售汇顺差较高。

2015年：人民币贬值担忧下企业居民大量买汇。2015年8月其他国外资产的大幅下降和8.11汇改有一定关联。汇改以后，在境内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之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月企业、个人净买入了8070亿外汇资产，近一个月外汇储备就下降了940多亿美元，使其他国外资产随之明显压降。后续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步释放完毕，加之央行引导市场合理预期，规范市场行为，其他国外资产逐渐恢复。

综上，其他国外资产主要由商业银行用外汇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情况来决定，而影响外汇缴准的因素则包括：政策指导、境外资本回流、币值预期下投资者在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相对需求。当央行等监管部门强制要求商业银行积极以外汇缴纳准备金或尽量避免采取外汇缴准时，都会很明显反映在“其他”；此外在汇率变化下，国外资金大量回流或者居民企业持汇意愿大增，都会改变外汇准备金的规模，进而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

外汇缴准与流动性关系

从前文对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以及其他国外资产科目变化的梳理，可以看出，外汇缴准是一项容易被忽略的流动性投放渠道。理论上，以外汇形式的资金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在效果上等同于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解冻，而由流动性较差的境内外汇资产代替，有缴准之名而无缴准之实。所以其结果既可以维持人民币流动性，又能缓解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流动性管理压力或是外汇资产负债匹配压力。反之，如果央行限制商业银行以外汇缴准或商业银行主动释放了这部分外汇，则起到无缴准之名而有缴准之实的效果。下图也反映出，当其他国外资产增长时，SHIBOR会有所下行，反映出市场间的资金面相对宽松，反之当其他国外资产减少，我们会看到SHIBOR在相对高位震荡。

今年2月央行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国外资产”项增长较为明显，其单月增量达到约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达近5年来最高。由于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可得商业银行国外资产增加约700亿元人民币，同时2月银行结售汇顺差为280亿美元（约等于1800亿元人民币），因此在考虑央行结汇以及银行外汇资产留存后，我们粗略推测2月商业银行可能将部分外币存款存至央行作为法定准备金，形成了一定量的“其他国外资产”，同时释放了等量的人民币准备金。后续其他国外资产虽然有所下滑，但依然维持在了较高规模。如果我们的推测属实，这种操作整体上类似一次小额的“降准”操作，也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年后市场资金面一直较为宽松的原因。

虽然“其他国外资产”项目的形成可能有各种原因，但其对银行间流动性的影响却较为简单：无论央行进行了何种外汇操作，该操作都已经投放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形成了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对于国外资产项，央行对于主动结汇以及外币准备金政策的调控能力都很强，这一项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后续可能共同构成基础货币投放渠道。

债市展望

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除去“外汇占款”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以外，“其他国外资产”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流动性影响因素，即，用外汇缴纳存款准备金。理论上，以外汇形式的资金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在效果上等同于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解冻，而由流动性较差的境内外汇资产代替，有缴准之名而无缴准之实。所以其结果既可以维持人民币流动性，又能缓解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流动性管理压力。

回溯其他国外资产变化，2007年对比当前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类似情境下，不排除引导商业银行外汇缴准的可能。央行面临高通胀和人民币强升值双重压力，这种矛盾之下商业银行如果用外汇交付存款准备金，便可以达到既锁定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又打压外汇市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目的，这一方法在2007年曾被央行采用，我们认为现在仍可奏效。今年2月央行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国外资产”项增长较为明显，推测商业银行可能将部分外币存款存至央行作为法定准备金，这种操作整体上类似一次小额的“降准”操作，也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年后市场资金面一直较为宽松的原因。

面对近期市场情况，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弱化汇率因素对货币政策的扰动，但也意味着外汇缴准释放流动性的空间被压缩了。央行没有通过外汇占款增加流动性投放，说明央行并不准备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应对人民币升值，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可能性较低。在货币政策大概率维持中性的背景下，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导致外汇准备金所能替换的人民币准备金减少，那么年后以来，通过外汇缴准释放基础货币的效果可能转弱，考虑政府债券供给加大、银行超储消耗增加等因素，料资金面仍存在边际收敛压力。

当所有人都以为看懂了美元，市场却悄悄换了剧本

汇通财经APP讯——2025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迎来一个转折点。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被称为“解放日”的政策发布会上，宣布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这一举措的税率水平远超市场普遍预期，瞬间搅动了全球风险情绪。

资金迅速从高波动、高回报的资产中撤离，转而涌向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避险类配置。外汇市场上，主要货币对出现明显方向性调整，尤其是美元一度承受巨大抛压。许多人将此归因于“去美元化”趋势加速——但这种解释虽听起来宏大，却未必站得住脚。

事实上，美元的核心定价逻辑始终锚定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上。尽管全球央行确实在缓慢推进储备多元化，但这属于长期结构性变化，难以在短期内撼动美元主导地位。真正影响市场的，是那些更直接、可验证的因素：比如市场仓位的极端程度，以及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期变化。

美元下跌的真相：不是叙事，而是仓位与预期的合谋

回顾2025年上半年美元的走弱过程，表面看像是“去美元化”叙事升温所致，实则背后有两股更现实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此前积累的极端做多美元仓位开始集中平仓；其二是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持续升温。

早在2024年，随着特朗普胜选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重新评估通胀前景，一度将美联储的立场定价得更加“鹰派”，从而催生了一波强劲的美元多头行情。然而，当一种交易变得过于拥挤时，哪怕没有基本面逆转，也可能因风吹草动而引发剧烈回调。

进入2025年，关税政策带来的增长担忧逐渐发酵，“解放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投资者开始担心贸易摩擦升级会抑制全球经济活动，进而迫使美联储提前转向宽松。于是，原本押注“高利率支撑美元”的逻辑被打破，大量资金选择获利了结，甚至反手做空。

这轮下跌更像是市场自我修正的过程——既清算了过热的仓位，也反映了利率预期的转变。与其说是美元地位动摇，不如说是一次典型的“预期驱动型”价格调整。

震荡中的等待：美元进入关键观察期

把时间拉长到月线级别来看，美元指数在2025年4月经历大幅下挫后，并未延续单边下跌，而是逐步转入区间震荡。当前美元指数已基本回到4月低点附近，显示出市场已完成一轮较为充分的仓位出清。

现在的外汇市场，正处于一种“等待新信号”的状态。一方面，关于美联储至少降息两次的预期已被广泛计入价格；另一方面，除非出现超出预期的新信息，否则仅靠“符合预期”的降息步伐，很难推动美元走出明确方向。

决定下一阶段走势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否会再次对美联储政策路径进行重估。有两种情形可能打破当前僵局：一是经济数据意外强劲，导致降息预期降温，甚至引发“鹰派反转”，从而带动美元多头回补；二是通胀或就业数据持续疲软，强化快速降息押注，进一步压缩美债收益率优势，给美元带来新一波压力。

目前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近期公布的多项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温和放缓。例如，即将发布的12月ISM服务业PMI一致预期为52.3，较11月的52.6继续回落，将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仍在扩张区间，但趋势上的减速不容忽视。

下一个引爆点：藏在一份服务业报告里的线索

在众多宏观经济数据中，服务业景气度往往具有更强的前瞻性。它不仅覆盖美国经济的大部分产出，还能反映企业需求、用工意愿和成本传导等多个维度的变化。因此，分析师普遍关注ISM服务业指数中的几个关键分项。

首先是新订单指数。最新调查显示，服务业企业获得的新业务增幅已降至约20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表明终端需求正在走弱。与此同时，就业指标也在12月陷入停滞，这是自当年2月以来首次未能录得增长。企业普遍提到成本控制、预算紧张和需求放缓是招聘冻结的主要原因。

这些细节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如果需求与就业同步趋弱，政策天平将更容易向“支持增长”倾斜，从而增强市场对美联储加快降息的期待。但这条路径能否成立，还要看通胀相关指标是否配合。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支付价格”分项，即企业所感受到的投入成本压力。11月该数据从70.0骤降至65.4，跌幅为21个月来最大，虽仍高于历史均值，但已释放出降温迹象。若12月该指标继续保持下行或至少稳定在低位，市场将更有信心相信通胀正进入可持续回落通道。

不过，地区联储的调查提供了混合信号：纽约和费城的数据显示成本压力有所回升，只有达拉斯出现下滑。综合判断，12月支付价格更可能小幅反弹或企稳，形成对前一个月急跌的技术性纠偏。这意味着通胀黏性仍未完全消退，市场或将重新权衡“降息节奏”。

最终，美元的下一步走向仍将取决于数据对利率预期的边际影响。若服务业数据全面疲软且成本压力未反弹，降息押注可能再度升温，推动美元指数测试区间下沿；反之，若数据展现韧性，尤其是支付价格回升明显，则美元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

总的来看，2025年美元的波动并非源于宏大的地缘叙事，而是由仓位结构与货币政策预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进入新的一年，外汇交易的重点不再是追逐口号式的概念，而是精准捕捉每一次数据发布所带来的预期差。

什么是外汇？这种全球货币交易如何影响国际经济？

外汇：全球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外汇，简单来说，就是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和交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了规模最为庞大、交易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之一。

外汇交易的本质是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兑换。例如，当您去国外旅行，将人民币兑换成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这就是一个外汇交易的过程。而在国际经济领域，外汇交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则要大得多。

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众多，包括各国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基金、跨国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等。这些参与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外汇交易，如国际贸易结算、投资、套期保值等。

那么，外汇交易如何影响国际经济呢？首先，外汇汇率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当一国货币升值时，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上升，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反之，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下降，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上升，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

以一个表格来举例说明：

货币升值影响贬值影响

美元

美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美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

欧元

欧元区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欧元区出口增加，进口减少

其次，外汇市场的波动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当一国货币预期升值时，国际资本往往会流入该国，以获取汇率升值带来的收益；而当一国货币预期贬值时，资本可能会流出该国，以避免损失。

此外，外汇市场的变化还会对各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中央银行通常会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总之，外汇作为国际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交易和汇率的变化对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各国需要密切关注外汇市场的动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策略，以应对外汇波动带来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