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财政的货币效应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为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保障。科学的宏观调控从来不是某一政策的单兵突进，而是统筹协调各类政策工具，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然而，现有理论虽认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的必要性，但受限于传统认知中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割裂，对于财政政策实施后派生的货币效应未能形成系统性阐释。只有紧密结合新时代宏观调控实践，在探索货币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财政金融理论创新，把握好财政与金融工作的内在统一性，才能不断完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重视财政的货币效应
货币是理解财政金融关系的重要视角，也是建构中国特色财政金融理论的逻辑起点。在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货币运行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影响。财政的货币效应，本质上是财政政策实施后对货币流通、信用创造以及利率体系产生影响的过程。它并非财政政策直接调控货币创造与流通，而是财政行为对货币运行体系的一种派生性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财政政策通过总量扩张与逆周期调节塑造货币环境。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25年更是明确了4%左右赤字率、5.66万亿元赤字规模，并计划发行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4.4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经济体系内进出，必将对货币运行产生全局性、持续性影响。资金投放方面，财政支出扩张在提升企业营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时，会显著加快社会资金周转节奏，推动货币流通速度提升；资金回笼方面，政府债券发行会引导市场资金流向国库，短期内缩减银行体系内可用于信用创造的基础货币，进而形成货币紧缩效应，抑制存款派生。
从结构层面看，财政政策工具可引导货币流向国家重大战略领域与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其中，专项债是稳投资、扩内需和补短板的重要手段，2024年我国专项债余额已达30.8万亿元，这些资金不仅可以填补基建、民生等公共项目资本缺口，还能撬动社会资本形成乘数效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则用于支持重点领域货币需求，2025年我国再次启用这一工具，规模共5000亿元，通过“政策性银行资本金补充+财政贷款贴息”的工具组合，聚焦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领域。此外，财政还能依托贷款贴息、政府融资性担保等信用类工具，推动信贷资源定向流入投资端、供给端和需求端。以2025年9月落地的两项贴息政策为例，通过对个人消费贷款和符合条件的消费领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按每年1个百分点进行利息补贴，可直接撬动数倍银行贷款。
从体制层面看，财政部门可依托有关制度规则实现对货币体系的稳定政策传导。2001年起建立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我国财政作用于货币的重要制度载体。它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通过收支两端资金联动，间接影响货币流通总量。在支出端，财政资金经央行国库划入收款方商业银行账户，直接增加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为货币派生提供基础；在征缴端，企业、居民的税费资金从商业银行账户回流央行国库，直接缩减银行准备金规模，抑制货币扩张。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确立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则为财政通过公共产权关系引导货币流向提供了制度依据。它明确了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是国有金融资本的出资人，拥有对各级金融机构的穿透式管理权力。由此，财政既可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引导货币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战略领域，也可直接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补充核心资本以提升其信贷投放能力，还可以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身份通过加强国有金融机构绩效考核引导其信贷投放规模和结构。
辩证看待财政的货币效应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财政与金融的互动也随之呈现出新特征，进一步凸显了财政和货币协同的紧迫性。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财政与金融互动的内在运行规律，并将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转化为财政金融协同的有效抓手，成为当下把握好宏观政策时度效的关键之一。我们既要看到财政的货币效应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产物，也要看到其作用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可能。
在货币流通维度，我国财政政策能够主动、精准地向经济体系注入货币。一方面，财政是激活货币循环、优化流通结构的关键。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能将资金转化为企业工程款、员工薪酬，直接推动货币向实体部门迁移，又能通过消费券、失业补贴等民生支出，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与预期。另一方面，财政的无序推进易引发结构性矛盾。短期内，财政收支的季节性波动导致大量资金频繁进出（如每年年末的税费清缴），可能引发局部流动性紧张；长期看，如果财政扩张与货币调控衔接不足，会形成部分领域的货币“淤积”（如资金向重资产行业集中），从而弱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信用创造维度，财政行为可直接作用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社会信用的总量与结构。一方面，财政基建投资可直接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体企业项目落地，这些主体凭借项目回款形成的稳定现金流，能提升银行信用评级与融资能力。另一方面，若财政支出过度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易引发信用创造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地方融资平台主导的低收益基建项目会挤占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信用支持。
在利率调控维度，财政政策通过债务供给深度参与利率市场化进程。一方面，财政通过债务发行与制度设计，推动利率体系市场化。比如，国债收益率已成为市场无风险利率核心标的，为金融资产定价提供了基准。另一方面，若财政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不足，易导致利率体系失衡。比如，大规模债务集中发行可能引发资金“虹吸效应”，推高银行间市场利率与货币调控成本。
有效发挥财政的货币效应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中之一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曾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些都为财政、货币等政策的有效实施指明了方向，也对强化政策统筹、放大政策组合效应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把握财政的货币效应，需规避“财政万能论”误区，也不能重回“财政货币割裂”的老路。唯有立足中国国情，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释放财政货币协同效能，在风险防控中拓展政策协作空间，方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宏观治理支撑。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把握财政货币协同的根本遵循与核心保障。党的领导为我国财政货币协同提供三方面支撑：一是确保财政的货币效应始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避免偏离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目标；二是能够统筹财政、央行、金融机构等主体，打破部门壁垒，解决多主体协调难题；三是为财政金融制度建设提供根本指引，奠定二者有效协同的制度根基。总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建立“跨部门、全流程、常态化”政策协同机制，构建财政、央行、金融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宏观政策协调平台，才能明确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协同的优先级与着力点。
完善协同政策框架，打通财政货币传导堵点。制度衔接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两端联动机制，深化财政对国有金融机构的穿透式管理，明确国有银行信贷决策的战略导向。工具协同方面，鼓励银行以专项债项目现金流发放“专项债配套信贷”，将留抵退税、小微企业补贴等“直达工具”与央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挂钩。主体联动方面，建立“财政牵头、央行配合、金融机构落实”机制，财政部门提前沟通国债、专项债发行安排，央行按财政政策节奏调节流动性，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则动态优化信贷结构并及时反馈执行堵点。
提升政策组合效应，发挥好财政的货币效应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过优化政策组合，使财政行为对货币流通、信用创造、利率体系的影响精准匹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避免与货币政策“效应对冲”。总量上，财政扩张需与货币供给保持总量适配，防止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结构上，聚焦国家重大战略、补齐实体经济短板，避免财政资金“脱实向虚”或“集中淤积”，避免结构失衡。周期上，平衡好跨周期政策调控强度与效果，在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货币协同力度，在经济回升期关注刺激政策平稳退出。
加强政策一致性评估，动态优化财政货币协同机制。通过一致性评估及时纠正财政货币协同偏差，动态调整政策力度和方向，避免调控成本失控和调控目标偏离。为此，可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明确评估维度，从“总量、结构、风险”切入，评估财政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是否匹配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契合国家战略与实体经济需求、是否会诱发债务风险或金融风险。二是构建动态监测与报告机制，依托数字化手段优化评估工具箱与实时监测系统，及时捕捉财政影响货币运行的异常信号。三是推动评估结果落地，将评估结论作为政策调整依据，及时修正政策对冲问题，持续优化政策协同机制，提前制定潜在风险化解方案。
（作者：卞志村、沈雨田，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