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顺差的危险信号
去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5%，制造业是绝对主力。机电产品占货物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六成，其中“新三样”——光伏、锂电池、电动汽车——正在大规模“卷”出海外，出口跃升近30%。中国在清洁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是多年技术积累和市场培育的结果，而非单纯的价格竞争。
但中国顺差令人咂舌的逆势猛增背后，并不是世界忽然爱上“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过去一年中国出口持续扩张，而进口基本原地踏步，仅微增0.5%。
中国政府表示，进口停滞的一大原因，是一些国家的对华出口限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周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些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各种理由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否则我们会进口更多。”
这显然是在批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先进制程芯片、高性能GPU、光刻机等高精尖领域的对华封锁。但也有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出于安全和“自主可控”的考虑，自身也在对高端技术产品的进口设置越来越多的软性障碍。有国际媒体在去年11月报道称，在美国放宽部分高阶芯片出口限制之后，中国政府就要求所有接受国家资金的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必须使用国产AI芯片。
最新顺差数据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商品“海啸般”巨量涌入的不安。在欧洲，政治话语已经变得非常尖锐。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月接受一家法国媒体采访时，直言对华贸易失衡“难以忍受”，这是“欧洲工业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表示，若北京不调整，欧盟将在数月内采取关税等更强硬措施。
事实上，中国对贸易顺差过大也已有所警觉，自2024年以来已降低了逾千种商品的出口退税。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将于今年4月全面取消光伏产品的出口退税。行业分析师预测，此举将让光伏组件出口下降5%-10％。
而且，在半导体、软件、商业航空器等领域，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买家，在一些“卡脖子”领域更是“求进口而不得”。不过，正如那位欧洲记者在文中所说，中国就好比一位勤奋的“实习医生”，迟早会在各个领域“出师”——研发、制造并最终出口所有这些产品。
殷鉴不远：当一个大国的商品“只出不进”
这几年，中国在许多制造业门类的进口依赖几乎已经消失殆尽。
以德国为例。中国曾大量从德国进口高端机械设备和汽车，但短短几年间，德国在中国的燃油车和部分高端车型市场份额从约四成跌落到一成，在电动车与智能座舱等赛道全面失守。德国工程机械与高端装备在中国项目中被“国产替代”，已经成为业界的日常感受。一位德国车企高管则用近乎绝望的语气说：“China is lost（中国已经丢了）”。
但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当一个大国持续海量对外输出产品，而进口几乎停滞甚至被政策主动压制时，往往不会走向温和的结局。
19世纪前期，中国同样一度“什么也不想买”。当时的大清源源不断向欧洲输出大量茶叶、生丝、瓷器，只进口少量毛呢、鸦片等奢侈品，拒绝工业品。贸易不平衡在1830年代达到顶点，西方白银大量净流入中国。清政府的极度单边顺差在英国眼中成为一场难以承受的失衡，最终祭出了鸦片，以及坚船利炮。
19世纪后半叶，德意志的工业品和后来的美国农工业品，也曾在英国和其他老牌强国眼中构成“不可持续的竞争”。贸易冲突、关税战、乃至殖民地争夺，在相似的逻辑下反复上演。
1970年代末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激增，汽车、电子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激起美国社会对“日本制造攻占美国”的恐慌。美国联合几个西方国家迫使日本于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令日元升值50%，日本出口竞争力被大幅削弱。在这里，贸易不平衡没有引发军事冲突，但通过金融与货币安排“吞噬”了一个国家的增长势头，日本从此走入“失去的30年”。
今天的中国与技术落后的清朝不可同日而语，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巨量资本积累和军事实力。与《广场协议》前的日本相比，中国经济体量更大、金融体系也相对封闭，让外界通过汇率与资本市场“纠偏”的难度更高。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它提供了警示：当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外部压力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倒逼调整，届时付出的代价往往远超主动作为的成本。
中美贸易困局：关税为何失灵？
最近一轮美国对华高关税，为何没有像很多西方人预期的那样，冲击到2025年的中国出口？分析师们给出了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中国出口展现出极强的“绕行能力”。虽然对美直接出口下滑20%，但对非洲出口激增26%，对东南亚出口增长13%，对欧洲出口增长8.4%。许多在中国完成零部件生产或组装的产品，通过第三国再出口美国，从而在统计上冲淡了关税效果。
其次，美国及其盟友在先进制程芯片、关键制造设备领域的对华出口设限，虽然削弱了中国部分产业的短期能力，但也客观压低了中国的进口总量。放在中长期看，这类措施甚至加快了中国公司的“国产替代”步伐。
经济学家金刻羽最近就指出，遏制政策往往产生反噬效应：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平均增加18%，两年后国内专利申请增长17.6%，它们的创新成果弥补了高科技产品的进口缺口，提高了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份额。
某种意义上，中美双方都在出于战略安全而“冻结”贸易，结果是，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在总量上虽未崩塌，但结构正在迅速改变——更多中低端、附加值较低的产品持续流入美国市场，高端技术产品和设备的双向流动却不断收缩。
对美国而言，这种局面并不意味着“胜利”。关税为特朗普总统提供了强硬叙事，却没有真正改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也没有把制造业大规模拉回美国本土。而对中国而言，贸易顺差节节攀升的同时，外部环境也在日益恶化。
如果说20年前，欧美尚能勉强接受第一轮“中国冲击（China Shock）”——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大量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涌入欧美，导致后者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那么眼下，面对以高端制造和清洁能源为标志的“第二轮中国冲击”，欧美的焦虑和敌意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种敌意已经威胁到中国的技术追赶，而受冲击最严重的恰是其中的“排头兵”。比如，光刻机的进口受阻，确实会直接延缓中国在先进芯片、AI硬件、高端计算设备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进程。
而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AI创业者的彻底关闭，意味着中国AI企业失去了全球最重要的一条融资渠道和生态资源。阿里巴巴通义千问（Qwen）技术负责人林俊旸最近在谈到中美AI大模型公司的资金实力对比时，就将其比喻为“富人和穷人的游戏”——OpenAI等公司的算力比中国公司大1-2个数量级，而中国公司“手里的卡捉襟见肘，绝大部分算力光是应付业务就已经亮红灯了”。
“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
Beatrix Keim是德国汽车行业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她在大众、宝马和捷豹路虎工作超过30年，其中近20年在中国度过。在德国媒体最近对她的一次访谈中，她坦承欧洲企业在产品创新、数字化、供应链搭建上已落后于中国，也低估了中国政府与产业的战略远见。
但她认为，德国造车企业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汽车市场已经走向过度竞争，太多厂商陷入残酷的价格战，根本无法盈利。
电动汽车是一场革命，但“革命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她说。
而这种“优势导致过剩、过剩反噬优势”的情形并不只存在于汽车市场。中国的光伏、锂电池、消费电子以及大量中低端制造领域，都在高投资、高产能、低价格、薄利润的逻辑下运转。中国公司的利润率被普遍压缩，导致工资增速放缓甚至倒退，这又进一步压抑了内需。
于是高顺差与内需疲弱互为因果：国内消费提不起来，企业只好压价格去海外抢市场；而进口停滞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消费者的选择与福利。历史殷鉴不远：当一个国家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时，通常意味着它在国内分配、创新与消费体系中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对中国而言，更深远的代价体现在外部环境上。
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开始萎缩之后，制造业出口成为缓冲经济震荡的关键支柱。但在一些贸易伙伴看来，这是以对外失衡换取内部稳定，是把矛盾从国内转移到国际，是中国向外“输出内卷”。
另一方面，当欧洲政界讨论对中国商品实施更大范围的惩罚性关税、当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高度一致时，中国的长期营商环境与技术获取空间都在被系统性压缩。
20世纪初，诺曼·安吉尔在《大幻觉》一书中曾说：“有生意往来的国家不会打仗。”很快，接连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过度乐观。但到今天，当战争阴霾再度在世界多个角落聚集，贸易却成为难得的缓冲器——与其筑墙对峙，不如努力让生意继续做下去，让和平维系得更持久一些。（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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